杜牧诗句【新版多篇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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两技仙桂一时芳

杜牧生在唐代都城长安，他的祖父杜佑是德、顺、宪的三朝宰相，所撰《通典》是我国第一部记载历代典章制度的巨著。关于当时的杜家，长安有句民谚说：“城南韦杜，去天尺五。”而最令杜牧念念不忘的就是“旧第开朱门，长安城中央。第中无一物，万卷书满堂。家集二百编，上下驰皇王”，可见其家世之显赫。高华的世族门第，深厚的家学涵溶，给予杜牧一生的价值趋向及政治追求以极大影响。

然而，命运就是这样变化无常，从十岁起，随着祖父、父亲的相继去世，杜家无可奈何地走向衰落。惨痛的生活变故，深深衬示出人生的荒诞与冷酷，它不仅给心高气傲的杜牧以强烈的人生挫折感，同时也化成了他力学求仕、重振家门的巨大动力。杜牧少年时便博览群书，特别致力于历史的“治乱兴亡之迹，财赋兵甲之事，地形之险易远近，古人之长短得失。”他不仅满腹经纶，而且又胸怀经邦济世的高远志向，充满了忧国忧民之心。因此，他把眼光投向历史，投向社会现实，指谪历史与现实的弊病，关注着民生疾苦和社会弊端。他曾写过《罪言》、《论战》等有关政治、军事的论文，曾注过《孙子》十三篇，还多次引古论今地给当政者写信议论政治、军事方略。在二十三岁就写下了著名的《阿房宫赋》，详尽而沉痛地论述了天下兴亡之道。

大和二年，杜牧26岁进士及第。皇榜之后，他给长安的朋友写了一封信，信中说：“东都放榜未花开，三十三人走马回。秦地少年多酿酒，却将春色入关来。”可见，杜牧当时心情舒畅，满面春风，好像春色也被他带进了长安。

这个春天确实是属于杜牧的，因为他在同年又登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，以第四等及第，名振京邑。按照惯例，新科进士要到曲江游耍。这时的杜牧顾盼生辉，一举手，一投足，都才情万种。他们一行三五人来到曲江寺院，碰见一位打坐的僧人，攀谈起来。僧人便问杜牧姓名，杜牧得意地报上大名，心想“天下谁人不识我”，满以为僧人会大吃一惊，谁知这位僧人面色平静。同去游览的人夸赞杜牧考试连中，和尚看了看杜牧笑着说：“皆不知也。”杜牧因为和尚不知道他的姓名而感到惊讶和失望，就在寺院的墙壁上题了一首诗：《赠终南兰苦僧》“家在城南杜曲旁，两枝仙桂一时芳。禅师都未知名姓，始觉空门意味长。”这首诗表明了杜牧放浪不羁的性格特点，同时也表明了他的才学与哲思。

十年一觉扬州梦

晚唐政治腐败，现实黑暗，杜牧只因“性情耿介”，“刚直有奇节”，不愿媚事权贵，在李党之首李德裕的排挤下，不得升迁。杜牧本以为可飞黄腾达，青云直上，取得很高的政治地位，而等待着他的却是几乎终生的幕僚生涯与远守僻郡。他那“邪佞每思当面唾”的直率性格，以致于使他“清贫长欠一杯钱”，日子在柴米油盐的催逼中勉强为继。杜牧看不到自己的前途与希望，不能用积极的态度来把握自己的命运，而是以一种借酒消愁，纵情声色的消极态度来表达的自己的矛盾心理。

熟读史书，看透时局，杜牧无法力挽狂澜，只得无奈将一腔悲愤交于酒肆。对于杜牧而言，饮酒成了疗伤祛痛的乐事。在他的诗中描写饮酒的诗句也最多，有“幽人本多睡，更酌一樽空”的百无聊赖，有“生前酒伴闲，愁醉闲多少”的惆怅苦闷，有“细算人生事，彭殇共一筹”的难得糊涂，他在酒中找到了精神寄托和平衡。

杜牧不仅以饮酒来对这个腐败的社会进行消极抗争，同时也以一种不拘细行，放纵的生活行为来傲视人生，以纵情声色来掩饰自己孤寂的灵魂。这时的杜牧三十一岁，于当年年轻气盛，金榜题名的二十一岁相差了一个年龄段。但是，他忧国忧民的抱负却在扬州这一片歌舞升平的花红酒绿中淹没了。杜牧无法施展自己的才华，因此只能以一种消极的沉沦来抒发自己的痛苦心情。

杜牧当时所写的《遣怀》，反映了他以醇酒美人淡忘仕途多舛的失落心情，“落魄江湖载酒行，楚腰纤细掌中轻。十年一觉扬州梦，赢得青楼薄幸名。”“落魄江湖”，可以看出诗人是很不满于自己沉沦下僚，寄人篱下的境遇。但自己无力改变现实，只好流连青楼以忘忧。不知不觉，已是十年了。现在自己要离开了，回头看看，往日的沉湎酒色放浪形骸，如今就像做了一场梦似的。这既有痛苦的回忆，也有醒悟后的感伤。“赢得”二字，也许调侃之中含有不堪回首的辛酸、自嘲和悔恨。政治消磨了一个昂然的青年，十年，对胸怀大志的杜牧来说，是多么漫长而珍贵，他本可以为国家做出多少事。而今空怀壮心，无处施展，大好时光只能虚掷于青楼歌馆中，这是一种怎样的无奈与悲哀！

流水无情草自春

早期诗人有过及第后“春风得意马蹄疾”的豪情与宣州和扬州八年之久的踌躇满志的幕吏生活。大和九年，杜牧接受朝廷任命为幕监察御史，由扬州赴长安供职。杜牧是有政治抱负的，这一次进京，他希望在政治上有所作为。而此时正是震惊朝野的“甘露之变”发生的前夕。

朝廷内部激烈的斗争，使杜牧觉得政治上的远大抱负难以实现。因而因景抒情，赠友伤怀，写了许多好诗，如“秋山念君别，惆怅桂花时。”另外，杜牧这时还有另一层心境：自从进士及第，为官十多年，他经国治世的雄才大略却还未能充分施展，这种惆怅使他的诗作带着一些伤感消沉的情调。但杜牧个性旷达豪迈，这份悲愁心情的自我消解也体现在劲健写意以及豪迈沉雄的哲思中，从而体现了他力求高绝的文学主张，也奠定了他在文学史上的不容忽视的地位。

杜牧也在沉寂中渐渐发觉，自己已无力呐喊，已经在走着一条认命的路，妥协的路。他的想到贾谊，引贾生为千古知己，“聊书感怀韵，焚之遗贾生”，是在诉说着自己寂寞之上的寂寞。不久杜牧就以身体有病为借口，表示不能胜任，又回到了洛阳。这之后，杜牧似乎看破了红尘，又恢复了其风流“本性”。但他的心里却是充满苦涩的。他和朋友一起参观金谷园，朋友兴致勃勃，他却哀叹“繁华事散逐香尘，流水无情草自春”，言语间甚是悲凉。

852年，杜牧病情恶化，他心知死之将至，便自撰墓志铭。据《新唐书》载，墓志铭写就之后，杜牧闭门在家，搜罗生前文章，对火焚之，仅吩咐留下十之二三。杜牧晚年评定自己说，“苦心为诗，本求高绝，不务奇丽，不涉习俗，不今不古，处于中间”，也算是道出了他给自己的一个明确的定位。的确，杜牧和同时代的李商隐合称“小李杜”，一起闻名后世，重要的原因是他能够“特创豪宕波峭一派，以力矫时弊”，自成一家。公元853年，杜牧逝世，享年50岁。

杜牧一生，得意一时，沉沦半世。作为晚唐诗坛的一朵奇葩，杜牧既是一个其人其文风流倜傥的才子，又是一个忧国忧民立志用世的能士，时而“雄姿英发”，时而又“一往情深”，这样不同的气质统一在一个矛盾体中，碰撞出璀璨的诗歌艺术。在花团锦簇、争娇竟艳的繁荣的唐代诗坛，杜牧以他俊爽的独特风格，炫耀奇彩于晚唐，被称为“晚唐翘楚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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池州杏花村以杜牧的《清明》诗而闻 ……此处隐藏4602个字……深的悲哀，众多的愁苦使他的诗蒙上了一层凄凉的色彩，如《锦瑟》以悲切幽怨的“锦瑟”起兴，追叙郁郁不得志的一生。运用“庄生晓梦迷蝴蝶，望帝春心托杜鹃”的典故来喻己命运如浮萍，青春年华不再。“蓝田生玉，沧海有珠”折射出诗人虽有卓越之才，却不为所用的深沉悲哀。越是沉迷，这种情思越是难以排遣，诗人也更加幽婉哀怆。

而温庭筠作为晚唐乐府类咏史怀古诗的终结者，对乐府类咏史怀古诗的创作颇为用心。这接近20首的乐府类咏史怀古诗多取材于东晋、北齐等前代昏君荒淫无道的逸乐亡国之事，诗人对其游乐的场面大肆渲染，吸取齐梁文风中注重形式和辞藻华美的部分，并将其融入其中，同时在咏史诗的内容上予以创新，将其咏怀个人遭遇发展到吟咏国家兴亡、朝代兴衰。温庭筠结合自身优势在表现手法上加以改造，开辟了以艳诗写咏史的传统，开拓了咏史怀古诗的新路径，并成就了乐府诗的最后辉煌。相对于杜牧、李商隐而言，温庭筠近体类咏史怀古诗最重要的特色在于他的乐观洒脱。他不恪守传统伦理道德，三分无赖气铸成了他的不完美，同时也成就了他人生表现的一个重要侧面。飞卿的咏史诗既不像杜牧那样刻意翻新，以善于写出出新的见解见长；也不似李商隐那般含蓄隐晦、委婉曲折，一唱三叹。他只管目有所见，口有所言，无论命运怎样将他玩弄于股掌之间，他依然是愤激而不绝望。同样是表达怀才不遇之感，温庭筠是“莫怪临风倍惆怅，欲将书剑学从军”（《过陈琳墓》），杜牧是“登独还天下，谁会我悠悠”（《题敬寺楼》）。相对于杜牧、李商隐的诗，温庭筠是一种盲目的乐观，正如刘学锴所言，“他的这种积极用世情怀，固与其家世、个性有关，也与他对时代的感受与认识比较表面有关”。[5]但他毕竟不是政治诗人，我们也不能对他苛求太多。

咏史诗作为中国文学史上一个大的分类源远流长。自东汉史学家班固的《咏史》开咏史之先河，建安时期，王粲、阮禹有《咏史诗》，曹植有《三良诗》，但大体都是“隐括本传，不加藻饰”[6]，及至左思《咏史》八首，开创了咏史诗借咏史以咏怀的新思路，再至晚唐之时，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，题材内容分日益广泛，咏史诗的创作达到顶峰。温庭筠、杜牧、李商隐在这片广阔的舞台上，追忆前朝盛世，悲叹今朝之衰亡，抒发怀才不遇之感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赋予其新的意义，为其留下的浓墨重彩的一笔，并凸显了一定的历史意义。（作者单位：济南大学文学院）

参考文献

[1] 袁行霈：《在沉沦中演进——试论晚唐诗歌创作趋向》，南京师范大学编《中国首届唐宋诗词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》，江苏教育出版社，1994年，第190页。

[2] 孙大军：《论杜牧的咏史诗及其怀旧伤时心态》，《淮南师范学院学报》，2008年第1期，第64页。

[3] 房日晞：《杜牧李商隐之咏史比较》，《西北大学学报》，1994年第2期，第64页。

[4] （清）赵翼：《瓯北诗话》，北京：人民文学出版社，1963年，第163页。

关键词：杜牧；咏史诗；立论新颖

中图分类号：1206.2 文献标志码：A 文章编号：1673-291X(2008)12-0214-02

咏史之诗自古有之。诗人借咏史抒发自己的胸怀，以古人自况，或对前人往事进行讽刺与称颂，历代均有佳作。而杜牧于诗，堪称晚唐翘楚；就其咏怀诗而言，则为整个唐代屈指可数的大家之一。他的咏史诗运用史料去重新评价历史人物、历史事件，把历史、现实和个人思想融合在一起，不受传统观念的影响，阐发自己对历史的独特见解，十分有新意。杜牧的咏史诗有60余首，这是他创作中最有特色、成就最高的一部分。

杜牧的咏史诗多为题咏古迹之作。他见古迹、思古人，往往注重的是对人事的思考与评价，尤其是以七绝体论列古今，更为其所擅长。潘德舆说：“七言绝句_，易作难精盛唐之兴象，中唐之情致，晚唐之议论，途有远近，皆可循行。”晚唐咏史怀古诗正是以“议论”为特色而与盛唐之兴象、中唐之情致相区别的。而晚唐议论体咏史怀古诗的杰出作者，就是杜牧。

他的咏史诗，一般都有较强的思想内容，有较强的史论色彩。如著名的《过华清官绝句》第一首：“长安回望绣成堆，山顶千门次第开，一骑红尘妃子笑，无人知是荔枝来。”这首诗以小见大，通过送鲜荔枝这一小事，深刻地揭露了唐玄宗和杨贵妃不恤民情，只图一己享乐的腐败政治与靡烂生活，这正是导致安史之乱的内在原因，又如《汴河怀古》，诗人途经汴河，想起曾经在此动用几万艘以锦为缆的大船游幸扬州，以及更早的西汉大造宫室的梁孝王，他们当年不可一世，如今岂不是烟消云散了吗？

见微知著，通过一件小事却反映了历史上一个重大的事件，一滴水映现出大千世界，融写景、怀古、论政为一炉，给读者以极深刻的印象。

杜牧咏史诗中最具特色的是诗人敢于发前人所未发，独具慧眼，表现了独到的胆识。咏史诗须鉴古知今，要求作者情致与理性兼容并美。杜牧的独到之处，不仅在于他的好发议论，而且――也是更重要的是他的议论之颖异。他超越了传统的以讽喻为目的的道德定性与伦理评价，而以思辨的方式对历史事件进行态势分析，具有兵家战略眼光和纵横家的意气。比如他不满足于对已然的事实进行解释，而更感兴趣对历史的或然性进行假设，从而揭示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偶然性因素的影响。这实际上已在咏史怀古诗的创作中使用了历史哲学的思维方式。如著名的《赤壁》和《题乌江亭》二诗：

折戟沉沙铁未销，自将磨洗认前朝。东风不与周郎便，铜雀春深锁二乔。

胜败兵家事不期，包羞忍辱是男儿。江东子弟名才俊，卷土重来未可知。

已经发生的事实是“必然的”前提下，为历史是“这样”而不是“那样”发展阐释理由。而杜牧却用大胆的假设与推理来揭示，历史的发展原本可以是另外一种情形，“已然的”未必就是“当然的”。在《赤壁》诗中，他设想如果不假东风之便，江东二乔都可能成为曹操的战利品，强调了一个偶然性的因素往往可以决定历史的走向。

《题乌江亭》却正好相反，他强调项羽如果能忍辱负重、卧薪尝胆，东山再起不是没有可能。项羽的兵败自杀，历来被视为英雄壮举。一般咏项羽的诗，不外乎或赞其英雄气概，或同情其英雄末路，或总结其失败教训，独杜牧从“胜败乃兵家常事”立论，认为项羽本来可以有生机，可惜他过早地放弃了努力，一念之差也许就改写了历史。这又强调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对于历史发展的作用。这与《赤壁》一首似乎存在矛盾，但二者又统一在都是强调没有绝对的事物。可以肯定的是，杜牧对待失败的态度是积极的、辩证的。他所宣扬的是一种百折不挠的精神和坚韧不拔的意志，同时也寄托着对当政者振兴武力以挽救危局的期望。全诗立论卓奇，议论精警，气势振奋。

因而我们说杜牧咏史怀古诗的议论之“异”包含两层意思：一者是“新”能发前人所未发；一者是“高”，能道人所难道。杜牧睥睨世俗，以武略自负，议论中很少平庸肤浅的道德论调，却有一种叛逆精神和进取意识。其指陈利弊，既包含儒家式的良史之忧，又明显具有兵家的审时度势、法家的理治之术，这些再配合以纵横家的气度与言辞，使他的咏史怀古诗气俊思活、雄姿英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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